我国政府怎样从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搭配?

　　在投资需求方面，支付能力来自于企业的流动性，除了内部留存盈余之外，企业的流动性更多地来源于外部融资。这就要求适当放松货币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进而有效增强企业对于投资需求的支付能力。同时，还要为企业提供并创造有价值的投资机会，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延伸产业链条以提振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
　　当前企业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产能过剩，这意味着市场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为此，有必要放松产业管制，打破国有企业在金融、电讯、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寡头垄断地位，开放部分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让非国有部门获得更大的收益；有必要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在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激励手段，对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投资给予适当的贴息和其他优惠，刺激企业加大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的力度，积极鼓励生产性企业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在消费需求方面，可以说，国内消费需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消费不足——政府消费比例偏大，居民消费不足，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当是扩大居民消费。刺激消费需求的两大关键依然是支付能力和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要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支付能力，要藏富于民；要为居民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要求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创造性地满足顾客需求。

　　从目前来看，更为紧迫的任务可能还是要下大力气提高居民支付能力。
　　一是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变工资增幅低于GDP增长的状况。这就需要提高劳动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同时，全方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创造就业机会。
　　二是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力度。此次中央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政策中，投资政策重心由过去单纯的大型基建项目向建设保障性住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民生和“三农”目标倾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
　　三是缩小贫富差距，壮大中产阶层。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全社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和少数人手中，中产阶层逐步陷落。而占据我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市人口，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因而有必要通过采取增加对落后地区、中低收入者、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多种有效措施增加农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消费预期以唤醒其潜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