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之争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本文要点：新兴经济体较快发展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同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优化也提出了要求。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及宏观政策外溢性等挑战亟待化解。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视角构建“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坚持国际经济开放性、国际金融中性、世界发展均衡性、国际投资非歧视性、宏观政策非外溢性、治理平台兼顾效率性与代表性。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多种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当前面临什么挑战?中国应着力推动国经济秩序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怎么调整?这些都是当前迫切研究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Piffle365.com版权所有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态势未见逆转，安倍经济学未能助推日本经济持续反弹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国际环境变化及深化改革诉求倒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不同经济形势引发的各国差别化宏观政策可能加剧政策溢出效应，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加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内在因素要求国际经济秩序同步变革。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调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日益突出：
　　第一，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内在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同步上升。以市场汇率测算，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l98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6%，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25%上升至39%;若以购买力平价测算，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198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32%，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36%上升至57%。要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亟待稳步提升。尽管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份额改革中发达经济体提出将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部分投票权，但该计划目前由于美国国会阻挠尚未通过，而且即便通过了，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构成国际经济秩序重大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2015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该会议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持续运作至今，但该体系不稳定性的事实日益突出。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贬值，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由35美元持续飙升到1000多美元，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难以保障，本次危机以来美联储为自身经济发展而超常规调节货币供应，近来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跨境频繁流动，不仅加剧国际金融不稳定性，而且影响国际储备保值增值，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亟待国际经济秩序创新协调。贸易自由化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但是贸易保护并未完全消除。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体，为应对本国经济发展缓慢、解决就业问题、维持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以贸易公平的名义，采取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新的更为隐蔽的措施，实施贸易保护。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持续推行宽松政策促使本币贬值以变相获得竞争优势，构成了当前贸易保护的另一形式，必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以潜在的难题。

　　第四，宏观政策的外溢性。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倡导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促进了全球经济较快进入复苏增长轨道，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经济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局面，释放了宏观政策协调的积极成果。但伴随着全球复苏增长，世界各国出现了持续的分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宏观政策出现显著分化，发达经济体持续延续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结构改革，宏观政策分化引发国际环境波动，各国宏观政策效率受到外部的影响加大，宏观政策亟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 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第五，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亟待发展完善。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平台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促使全球经济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G20成了比G7或是八国集团(G8)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然而，伴随着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复苏增长分化，G20成员不再像危机期间共同面临经济下滑问题，由此开展的国际协调也就出现分歧，各国关心的重点也开始分化，G20的效率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G20是维持危机应对的临时性平台或全球经济治理的长久性机制吗?G20与已有国际平台是“替代”、“补充”的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这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世界亟待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发展完善。
　　二、中国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六个策略与原则 本文来自派智库
　　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性。开放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倡导开放应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则，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有悖于开放合作的区域壁垒的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应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特点，结合世界各国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视，构建深化开放合作的国际协调机制。结合中国来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东部沿海为重点的开放格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对接高标准开放新体制，打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坚持国际金融的中性。货币金融不仅关系各国经济发展，也是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金融政策可能引发货币金融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对国际金融稳定性构成潜在影响。未来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积极倡导构建货币发行国责任与权力对等的体制机制，研究货币发行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政策，促进货币金融的中性化，避免其对国际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Piffle365.com
　　第三，坚持世界发展均衡性。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率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了较快增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改观，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没有缩窄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经济不均衡的发展越发突出，未来应更加注重世界发展的均衡性，以此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升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坚持国际投资非歧视性。投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各国应注重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投资合作，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球的国际投资秩序，各国的对外投资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国际投资秩序应积极倡导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仅6.6%，离世界35%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未来1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加3万-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加快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并以此为样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营造中国海外投资非歧视性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坚持宏观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协调的宏观政策产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重要现象，IMF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潜在负向溢出效应，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六，坚持治理平台的效率性与代表性。尽管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但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此，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必须考虑治理平台的效率与代表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动G20治理平台体制机制完善以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倒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