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就是国家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利用其产生的政府购买乘数效应来增加国民收入(或总产出)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它是相对于利用利率的手段和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手段---货币政策而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基本手段

今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里面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加政府支出？

(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
　　2012年，受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和价格水平高位回落的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将低于前两年。随着工业生产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主要以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为税基的国内增值税增速将有所回落；随着国内外需求增长放缓导致进出口减速，进出口环节税收增速也将回落；企业经营环境偏紧影响到企业效益，企业所得税增长面临困难；汽车销售增长维持低水平，国内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增长也难有起色，综合考虑到资源税等增税因素和结构性减税因素，初步预计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5%左右。2012年，政府在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继续投入大量资金，社会保障、就业、医疗等民生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三农”、节能减排、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结构调整也需要财政支持，需要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增长。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依然保持较高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建议2012年继续支持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省级政府直接到债券市场融资试点，适当扩大地方债券发行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安排中，要在压缩行政支出、保证政府在建项目支出的同时，推动财政支出大力向社会保障倾斜，向改善民生倾斜，不断提高其所占比重。政府投资要在确保在建项目投资顺利完成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除确保“十二五”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陆续开工外，严格控制一般性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开工，防范地方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过度积累。适当提高中央财政对保障性住房的补助水平，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二)适当降低增值税和部分消费税名义税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作用较大，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重点应由扩大政府投资支出转向结构性减税。建议适当降低增值税名义税率，同时逐步取消名目繁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消费税制改革在坚持对一些过度消费会损害健康和环境的商品继续课以重税外，其他诸多商品的消费税率应适度下调，部分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已不再适合课征消费税，部分传统上视为奢侈品商品的消费税率也应大幅下调。第一，有利于降低商品国内售价，促进居民消费。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在很大程度上都会通过税负转嫁的形式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等价内税率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商品售价，一方面有利于控制物价总水平；另一方面，商品降价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增强企业应对成本上升能力，使企业有能力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从而改善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第二，取消名目繁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有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公平税负环境。我国增值税名义税率偏高，但外资企业和国内大企业往往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获得不同名目的优惠税率，真正承受高税负的是国内中小企业。降低名义税率同时逐步取消优惠税率，有利于公平税负，明显减轻中小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经营压力。第三，降低增值税名义税率必然下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有利于促进内外需平衡。近年来，我国陆续出现部分国产商品国内售价高于国外售价的不正常现象，除流通费用等其他原因，内销与外销的税负不同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减少来自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贸易磨擦，有必要适当降低增值税内销税率，同时适当下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下调增值税和部分消费税名义税率的同时逐步取消增值税优惠税率对实际税收影响较小，但对公平税负、调整结构影响较大。
　　(三)进一步改善物价调控，更加重视运用经济手段
　　在2011年的物价调控中，较多借助于约谈生产企业等行政性手段，物价调控中屡屡出现“摁倒葫芦起了瓢”这样顾此失彼的现象。行政干预在强行压制短期通胀压力的同时，还导致远期通胀压力进一步积聚。2012年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改善物价调控。一要更加重视经济手段、市场化手段的运用。2012年我国迎来难得的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应不失时机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取消信贷规模行政管制措施，让国内资金要素价格找到真正的市场定价，在此基础上有助于形成市场基础的均衡汇率水平。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可以调节进出口供求关系，为利用国际资源稳定币值创造条件。二要改进对通货膨胀形势的判断标准。除考察CPI外，还应将核心CPI、“低收入群体CPI”等纳入考查范围。需要看到，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是长期趋势，是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以及居民膳食结构改善升级的必然结果。而且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石油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上升。当前，我国CPI持续上升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食品，而国际油价上涨成为我国输入型通胀的主要来源。仅通过CPI走势来判断全面通胀形势，就会造成对通胀压力的过分渲染和过度担心。从现阶段我国国情来看，需要改进对通胀形势的判断标准，除了继续将CPI走势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外，还需要将剔除了食品和石油价格影响的核心CPI纳入考察范围。此外，由于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高，还需要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CPI”，以更加真实、准确地了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货币政策应更多关注核心CPI趋势和资产价格走势，财政补贴政策更多关注“低收入群体CPI”，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三要注重促进农业企业化、规模化经营。在确保农民对土地长期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鼓励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以入股、出租等方式流转到农业企业，对商业银行、流通企业、科技企业的涉农金融、流通、科技等经营活动给予营业税减半等政策优惠，实现农业生产与现代金融、现代流通和现代科技的对接，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增加对农业的金融投入，加快实现农业大生产与城市大市场的有效对接，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完善粮食、猪肉、食用植物油等大宗农产品储备制度和调节机制，从生产、金融、科技、流通等多环节有机结合着手稳定食品价格。
　　(四)立足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全方位扩大消费
　　国际经济调整对我国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形成新的压力，这也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要积极推动收入分配的实质性改革，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为提高劳动者报酬形成制度性保障，在我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时期让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同时，要通过提高存款利率和稳定证券市场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值保值，提升消费信心。应果断降低中高档消费品进口关税，释放高端消费需求，让高收入群体的高端消费需求留在国内，有助于扩大消费总量。要建立食品等消费品安全的严查重罚制度，让居民放心消费。我国已进入物品供应极为丰富的阶段，必须多部门配合，建立精细化、标准化、诚信安全的生产流通和法律监管机制，为消费者创造便利、安全的消费环境，促进终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