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货币政策及其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基础在石家庄组建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作为法定本位币，新中国成立之初完成了全国货币的统一，建立起了统一、垂直领导的国家银行体系。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兼负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是行使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又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商业银行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信用、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从属、次要的地位，虽然实际上也存在有关货币政策这样性质的问题，但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策。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货币政策”这个词也极少提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轨，同时金融体系也开始朝着机构多元、门类多样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职能与具体金融业务的分野日渐清晰。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从此开始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管理框架。特别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基本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随后，针对经济金融领域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政策又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整和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确立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沿用了“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表述。在这一时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逐季发布三个层次（M0、M1、M2）的货币供应量数据。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开始注重采用间接工具和国际通行的政策工具来进行宏观调控。1994年10月开始办理再贴现业务，再贴现逐步成为一种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自此以后，中央银行通过增减贴现额度、放松或收紧再贴现条件、调整再贴现率、选择再贴现对象等手段灵活地进行货币量调控。同时，中央银行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收放货币供应和调节利率水平，包括1994年4月开始的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6年4月开始的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后来的政策性金融债、央行融资券等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除此以外，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已有的中央银行贷款制度和存款准备金制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这在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进行主动适应和转型调整，由此导致货币政策呈现一些新的特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多元且相机变化。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单一目标”取向，但在近年的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却较为多元，包括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推动改革开放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等等。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视程度会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机调整。例如，当通货膨胀压力较大时，会调高物价稳定的权重；当外部冲击来临时，会调高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权重；当资产价格大幅变动时，会调高金融稳定的权重等。其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中央银行主要盯住广义货币量（M2）、社会融资规模、新增贷款及其增速等数量型中介目标。随着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日趋复杂化，中央银行跟踪监测、准确调控货币信贷数量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货币信贷数量与经济增速、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之间的相关性也在逐渐弱化，所以，提高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放开之前，中央银行关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主要是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管制放开之后，充当中介目标的主要是货币市场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