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印钞增加M2，非降准）的决策流程是什么样的？

货币供应不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是由中央银行、银行体系和社会各经济主体共同决定的。但是中央银行能决定货币发行量，从而直接决定基础货币量，并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一部分基础货币会在商业银行体系内产生存款派生作用，从而创造出大量的派生存款，形成数倍于基础货币的货币供应量(M2)。

因而，这里需要弄清的是中央银行是如何增加货币发行量的？，而不是“中央银行是如何增加货币供应的？“

建国到1984年在1984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央行，即不是真正的中国央行，它是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在管理上从属于财政部，在决策上服从于财政部。

因而，从建国到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如何发行货币？发行多少货币？都是由财政部领导或中央决策者决定的，不是由人民银行自行决定的。

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活动基本都是被政府高度控制的，整个银行系统也是如此，人民银行实际上就是财政部的钱袋子，也是财政部的会计出纳。财政部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人民银行代理（代理国库，人民银行充当财政部的“账房先生”，记录账目、划转财政资金），财政部赤字了（缺钱了），直接让人民银行印钞（增发货币），变成财政存款（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部要用钱时，给人民银行发个指令就行了。比如，财政部要建一条铁路，可以直接让央行将财政存款资金调拨给一家国有铁路建设公司，这家国有铁路建设公司拿到钱之后，就可以购买原材料、机械等，开工建设。

所以，在建国到1984年这期间，我国货币发行的决策流程很简单，就是财政部领导或中央决策者为达到某种政策目标（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目标，还有社会、民生、军事、外交、战略等考虑因素）而决策拍板，财政部搞各种经济建设时需要花钱、搞军队建设或战争时也要花钱、搞各种财政补贴、社会福利或转移性支出时也需要花钱，当钱不够、缺钱时就让人民银行增发货币。

1984年后1984年中央银行体制改革，人民银行开始独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两级银行体系也开始形成。从此，人民银行发行货币，就成了人民银行自己的事。不过，人民银行依然受国务院领导，因而发行货币也不是完全自主决策（独立性不高）。

从1984年至今，人民银行增发货币，主要有三大途径：

一，向政府提供透支资金，即上面提到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发行，在计划经济时期尤为突出，不过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此后这条增发货币渠道在法律上被切断（但实际上还是存在隐形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发行）；

二，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流入我国后，大部分被央行购买，形成人民银行的外储，在购买外汇的过程中，人民银行同时增发了人民币货币（即外汇占款），从20世纪末到2014年期间，外汇占款增加是我国新增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不过这种途径并非人民银行“主动增发货币”，而是强制结售汇制度、维持汇率稳定目标下的“被动增发货币”，因而与人民银行自身决策无关。

三，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央行通过再贷款（包括MLF、PSL、逆回购、TMLF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为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这也是增发货币的途径之一，并且，这是2014年后人民银行增发货币的最主要途径，未来亦是如此。这种增发货币渠道，是由人民银行主动控制的，可自行决定发行量的多少，还可以回收已发行出去的货币（货币消失）。

所以，目前对于“人民银行增发货币的决策流程”，实际就是“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的决策流程”。这一流程在人民银行那里又叫做“货币政策决策”，是由人民银行行长领导下的“货币政策司”（人行内部机构）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起决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以会议形成存在，每个季度都有例会，讨论国内外经济金融形成，由人行高级官员和一些金融专家学者组成，如易纲、郭树清、潘功胜、陈雨露、刘国强、宁吉喆、马骏等人。

人民银行决策者主要依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如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金融稳定与风险、外部风险等因素，当然会着重考虑到中央决策者的要求），来决定如何调节货币发行量（或回收量），以实现基础货币量的伸缩，最终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

▼图：2010.1-2019.8人民银行总资产结构比例。20世纪末到2014年期间，外汇占款增加是我国新增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外汇占款主导着“扩表”。从2015年开始，外汇占款开始下滑，出现过短暂的“缩表”期。不过，很快，“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开始增加（即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成为新增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制图丨格物·资本。

更加系统地了解我国的货币发行与供应，请阅读我的文章：《我国的货币发行与基础货币》

《我国的货币派生与货币供应》